焦殿珍近影
焦殿珍和苗抗生(左)在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前。
亲历 国恨家仇集于一身
83岁的焦殿珍老人如今赋闲在家，回忆起给烈士建碑和自己的家世，不禁感慨万千。
焦殿珍的老家在本溪县孟家村(现本溪市南芬区永安村)，距抗日英雄苗可秀的家乡本溪县下马塘苗家村(现隶属本溪市南芬区)不远。孟家村是一个秀美的小山村，“九·一八”的炮声打破了那里的安宁，本溪县各山乡燃起了抗日的火焰。邓铁梅、苗可秀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等多股义勇军，经常转战在孟家村一带。
焦殿珍的祖父焦永和、父亲焦魁广为人正直豪爽，很有民族气节。他们多次捐赠枪弹，筹集粮草。当时民间大刀会、红枪会、白枪会等抗日组织较多，这种组织的法师(习武练功的师父)大都参加过义和团，以传教为名宣传反满抗日。焦魁广就请来一位姓侯的法师，在村里组织大刀会，吸收了不少青壮年参加，焦魁广还让自己的三个儿子跟着练武。当时焦殿珍年纪小，没有参加大刀会。他常常看着哥哥们头扎黑巾，挥舞大刀，煞是威风。
孟家村成了义勇军的根据地，自然遭到日军清剿，义勇军寡不敌众，被迫潜往各地，焦魁广组织的大刀会被迫解散。1936年底，日军在周围乡村杀害了不少支持义勇军的乡亲，72岁的焦永和也被鬼子抓去了。亲朋好友一再劝说焦魁广出去躲一躲，焦魁广执意不肯。1937年正月十五傍晚，天下着小雪，日本人进村了。焦魁广跳墙往村外跑，日军狂叫着连连开枪，焦魁广不幸中弹……几天后，焦家得知，焦永和也被鬼子杀害。
热心 为烈士墓积极奔走
解放后，焦殿珍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父亲的血迹和母亲的眼泪，以及义勇军的金戈铁马，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对那些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先烈，始终铭记在心。
在辽东抗日先烈中，让焦殿珍印象最深的就是苗可秀。焦殿珍小的时候就听家乡父老讲苗可秀抗日的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焦殿珍到苗可秀的家乡采访，偶然读到苗可秀就义前写给恩师和好友的两封遗书。苗可秀在遗书里托付好友：“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苗可秀在遗书中还向恩师和好友托孤，并为其子拟名苗抗生，希望子承父志。焦殿珍深受感动。
采访中，他遇到苗可秀的外甥，时任南芬区法院副院长的王学武，王学武告诉焦殿珍，苗可秀的儿子苗福生在黑龙江省双鸭山，苗福生也是在半个世纪后才知道父亲曾经留下两封遗书。焦殿珍还听到来自凤城的人说，在十年动乱期间，苗可秀的纪念碑也一度遭到破坏。
1986年秋天，焦殿珍到凤城采访，特邀凤城县县长吕需国一同到凤城镇南山头瞻仰苗可秀烈士纪念碑。据介绍，苗可秀被俘后，日寇以伪警备区中将司令职位为诱饵，进行劝降，苗可秀不为所动。敌人无计可施，将他押到南山头，用绳子从脚下一直捆到胸部，又取来一箱枪，发给被苗可秀枪毙的日本侵略者的几个家属。苗可秀就是这样死在敌人的乱枪之下……
参观时，吕县长表示，将把烈士的墓碑移到凤凰山风景区，供更多的人瞻仰、凭吊。采访归来，焦殿珍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三呼老苗慰忠魂》一文，发表在《辽宁日报》和《丹东日报》上。
疾呼 关怀烈士遗孤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老先生在看到他的文章后，立即致电焦殿珍，希望他帮助找到好友苗可秀烈士的遗孤。在焦殿珍的努力下，烈士遗孤苗福生与卢广绩见了面。
苗抗生也经历了不少苦难，1935年苗可秀被俘后，祖父带着全家老小逃到黑龙江富锦县，没过几年敌人就找上门，抓走苗福生的祖父和叔父。苗福生和母亲相依为命，不久母亲也死了。直到1950年，苗福生才知道父亲已经为国捐躯……
焦殿珍随后在《辽宁日报》发表通讯《泪血染成红杜鹃》，又致信中共双鸭山市委统战部和《双鸭山日报》，介绍苗可秀烈士的生平，同时建议苗福生按父亲的遗愿，改名苗抗生。
《双鸭山日报》的总编辑张德臣接到焦殿珍的信后，立即带记者前往苗抗生家采访，然后在《双鸭山日报》上整版刊登长篇访问和焦殿珍写的《三呼老苗慰忠魂》。双鸭山市委统战部专门访问了苗抗生，对苗抗生提出的应该关照的问题，随后逐步解决。双鸭山市政协特邀苗抗生为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
崇敬 建碑彰显英雄大义
解决了烈士遗孤的问题，焦殿珍开始关注给烈士建碑的问题。
将苗可秀烈士纪念碑移到凤凰山风景区，实际上，从爱国主义教育出发，需要为邓铁梅、苗可秀两位英烈同时建立一座纪念碑。可是凤城县财政困难，无力去办。焦殿珍建议吕县长动员全县人民捐款，并率先捐款50元。县政协主席宋连海也积极倡议为邓、苗两位烈士捐款树碑。很快，凤城县人民就捐款10万余元。
建碑的资金有了，问题也来了。焦殿珍发现凤城县政协拟议的碑文里面，在邓铁梅、苗可秀的名字前，既没有冠以英雄，也没有烈士称号。他觉得很费解。邓、苗的英雄事迹早有定论，1946年安东(今丹东)市和凤城镇就命名有“邓铁梅路”、“苗可秀街”。1957年，凤城县人民政府又为苗可秀烈士树立了一座小型纪念碑。为什么时至今日对他们的荣誉称号又产生了歧义呢？后来，焦殿珍经过了解得知，当地有人认为，邓、苗二人都没有报批烈士，不能在碑上冠以烈士称号。其实，早在1950年黑龙江省政府就给苗可秀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焦殿珍立即给苗抗生写信，让他把烈士证书复印件寄来，消除误解。
可是怎么才能证明邓铁梅是抗日英烈呢？焦殿珍翻阅大量史料，又到辽宁省委党校访问专家学者，得到了最权威的历史证明：1931年到1934年，邓铁梅率部在辽东三角地与日伪英勇作战，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沈阳殉难。1935年中共中央在著名的“八一宣言”里称他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并把他的名字跟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等英雄人物并列。凤城县政协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给邓铁梅和苗可秀冠以“抗日民族英雄”荣誉称号。
追忆 英雄气概永世不忘
1989年，纪念碑终于建起来了，邓铁梅、苗可秀两位英烈的雕像下刻着“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苗可秀永垂不朽”的镏金大字，卢广绩的题诗刻在碑的侧面，背面碑文由凤城县第一中学刘牺耕撰写。揭幕那天，凤城各界代表3000多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雕像默哀致敬。焦殿珍有幸参加了庄严的揭幕仪式。
默立碑前，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从到苗可秀家乡采访到凤城建碑，四年间六七次往返沈阳和凤城之间，不就是为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吗！万万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不仅引出建碑的义举，还使烈士遗孤倍受关怀，那一刻，焦殿珍深深地体会到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殊荣。
当焦殿珍第二次陪同苗抗生会见卢广绩时，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高兴地说：“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回我无论对死者，还是对活着的人，都不感到遗憾了！”焦殿珍把纪念碑的照片拿给卢老看，老人一眼就认出碑上的镌刻有他题的那首诗，不禁凄然泪下。焦殿珍应卢老要求把诗读一遍：“邓苗二志士，壮烈报国身。碧血留天地，英风贯古今。千秋存正气，大节见精神。含笑泉台日，中华作主人。”卢老默默地听焦殿珍读完，满怀哀思……
焦殿珍说，为抗日英雄邓铁梅和苗可秀建碑，是凤城人民的夙愿，而他作为记者，能够通过新闻媒介推动这一愿望实现，不能不说是他的身世和感情与之息息相通。童年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祖父和父亲不甘心做亡国奴，惨遭日寇残杀，这与邓铁梅和苗可秀两位英烈相比，只是国仇家恨的一小部分。邓铁梅、苗可秀的崇高民族气节，光照日月。英雄们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的遗属也理应受到关怀和尊重。给英烈树碑立传，是为了永久的纪念，只有不断地纪念，才能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