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员跳槽惹官司

　　今年12岁的王鑫是湖北人，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跳水队试训。2002年，清华大学跳水队与王鑫母亲何蕙签订了协议，王鑫成为清华大学跳水队队员。但去年初，王鑫悄悄在天津跳水队注册并成为该队的队员。在与王鑫的家人交涉未果后，清华方面对与清华签订协议的何蕙女士提起诉讼。这个案件也被称为“2005体坛第一案”。
　　清华大学在起诉书中要求被告何蕙继续履行在2002年7月签订的协议，还要求何蕙偿付违约金35万元。但何蕙的辩护律师却认为双方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清华方面有种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不仅未支付劳动报酬，反而让王鑫自己支付生活费、学习费等方面的费用。
　　本案的关键在于双方当初签订的是培训协议、还是劳动合同，法庭对双方协议性质的认定将直接决定本案的结果。
　　当法官提出双方是否愿意调解时，清华方面代理律师孙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何蕙的代理律师拒绝接受调解。

　　“协议”不是劳动合同

　　在庭审中，针对清华跳水队与何蕙于2002年7月22日签署的《关于招收王某为清华大学跳水队队员的协议》到底是一般民事合同还是劳动合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清华跳水队坚持称王鑫是自己的学员，自己是对没有游泳经验的王鑫进行专业的训练教育；何蕙则称，王鑫与清华的协议书表明，王鑫实际是清华跳水队雇员，而王鑫在3年的劳务中不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还自己支付了训练费、伙食费等各种费用。
　　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的董文波律师认为，清华跳水队与王鑫母亲何蕙之间的合同关系不能视为劳动合同，即使二者当初是以劳动合同的名义签署的合同，在法律上也是违法的，不能生效的。因为我国在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中明确规定，受雇或就业的最低年龄不得小于14岁，而王鑫今年才12岁，还不能作为佣工主体所雇佣的工人的身份出现，即使是已经签订了合同，也是无效的。
　　因此，清华跳水队与王鑫之母何蕙之间的合同不能视为劳动合同，仅仅是一般合同。所以，何蕙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清华跳水队应先由劳动仲裁机构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当劳动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后，才应首先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于一般合同而言，发生纠纷后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当地法院也可以直接受理，不必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的必经程序。

　　跳槽属于违约

　　据悉，清华跳水队在对王鑫近三年的培养教育过程中已经花掉了34.8万元，并且双方毕竟是一种合同关系，如果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合同明令禁止，那么该合同还是生效的，同时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双方在没有解除合同之前，合同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中的相关规定，绝对不允许单方面撕毁合同。
　　如果需要解除合同、撤销合同或者主张合同无效，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予以确定。单方面撕毁合同就属于违约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王鑫的监护人何蕙与清华跳水队之间已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应予实际履行。如果清华跳水队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背了合同的相关约定，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何蕙私自带走王鑫并在天津队进行注册的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约定，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链接
　　清华大学跳水队

　　清华大学跳水队是1997年组建的。1998年，当时已经退役的伏明霞以清华学子的身份从清华大学跳水队复出，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使清华跳水队名声大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训练三年的劳丽诗获得女子双人跳台金牌，又给清华跳水队锦上添花。此外，清华大学跳水队广受关注的原因，还在于跳水名将伏明霞的教练于芬担任该队总教练。

　　清华事件凸显体育立法缺位

　　□ 杨华

　　针对清华跳水队的官司，中国政法大学的赵红梅教授认为，从宏观上说，此类案例的出现和难以解决，反映了我们国家在体育专门立法方面的缺位和薄弱环节。
　　因为体育领域的很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比如对体育人才的培养，就很难用一般的民事或者劳动法律关系去规制，而我们显然又没有专门的法规。具体到个案来说，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使得合同性质和内容都显得比较模糊，对于其有效性的认定也比较困难，比如15年的合同期是否过长，清华有没有义务给予队员必要的参赛机会等。而从清华方面来说，在积极探索这种“体教结合”模式时，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似乎也没有比较成熟和周详的考虑，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客观制度环境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