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放火团放火现场。
包玉侠(前排左二)和家人(二排左一为邹显容)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
本报曾经报道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三国际远东情报机构的指挥下，以放火的方式破坏日军军需物资的谋略放火团的英雄事迹。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有一位放火团的成员仍然健在。她就是革命烈士邹立升的妻子，放火团惟一的女工作员，现年92岁的包玉侠老人。
包玉侠老人的儿子、74岁的邹显容先生说，这段时间有不少人要求采访包玉侠老人，可老人年纪太大，腿脚不利索，没法接受采访，她常常念叨：咱活过来的人还讲什么功劳，多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们……
放火团里的“夫妻档”
一个“上战场”一个“搞后防”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区开设了有德国、波兰、日本、蒙古、朝鲜、中国等国学员参加的军事情报培训班，结业后，他们被派往各地专门从事放火、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活动。邹立升是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工作员。
邹立升又名邹初东、邹关然，1913年10月30日生于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一户人家。他沿街卖过报纸，在报馆学过印刷，还在军阀刘珍部队当过兵。三十年代初，为生活所迫，邹立升和妻子跨海来到大连谋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哪有穷人的活路，他们在石道街贫民窟安身，拼命做零工也维持不了生活。耳闻目睹了日本鬼子欺压中国同胞，夫妇俩更增添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934年，邹立升秘密参加放火团组织，并且作为负责人之一，组织指挥过多次放火破坏活动。在丈夫影响下，包玉侠也加入了放火团。
大连地区抗日放火团从1935年6月到1940年5月，在大连、旅顺等地放火57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因此损失达2000多万日元(按1938年物价可购白面1000万袋)。以邹立升、秋世显、赵国文等为骨干的大连放火团，仅1937年到1938年4月，就先后烧毁了日军的油漆厂、码头军用仓库及石油、军粮等军需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嚣张气焰。
当年包玉侠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传递信息。她曾多次往返大连、天津、沈阳之间，把上级的指示带回来，把大连的情报送出去。二是在邹立升等在制造炸药，研究放火计划时，她在门外放哨。无论接送情报还是放哨，包玉侠都多次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任务。
点燃大连的“第一把火”
掀起放火高潮
抗日放火团在大连放的第一把火就是邹立升指挥的。
1935年6月25日，邹立升派工作员高绪慎潜入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以下称“满油”，今大连油漆厂前身)放火。“满油”是日本人重点防火部门，到处都有“禁止烟火”的标语，连日本工头也不许在厂区吸烟。高绪慎是“满油”的老工人，他把外形酷似香皂的放火装置带进厂区，放在成品油漆库里，点燃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的第一把火。
1938年6月到1940年春天，大连放火团活动达到高潮。
1938年6月下旬，邹立升和秋世显策划火烧大连港码头日军仓库。大连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大连埠头事务所，是日军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港口，码头上密密麻麻全是仓库。放火团工作员于守安执行这次放火任务。于守安是码头常年佣工，熟悉码头每个角落。他性格随和，码头里里外外都混得不错，连日本人有时也拍他肩膀“于桑”、“于桑”开玩笑。就这样，于守安进了码头，把定时放火药放进124、126、128、130号仓库里。
当天晚上，4个仓库相继起火。大火震动了大连市，日伪所有的消防人员都赶来救火，他们刚把水龙架起来，别的仓库又着起来了，消防队员救不过来，扔下水龙逃命。火势实在太凶猛了，铁轨烧弯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被大火冲向天空，像纸片一样飘扬。日本鬼子急得哇哇大叫，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大火烧了3天3夜……
火烧大连码头，惊动了坐镇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亲自飞到大连，敦促关东州厅警察部尽快破案，抓住放火分子。日本人红眼了，在起火现场逮捕200多人，又抓走前3天在码头干过活的300多人。老百姓吓得不敢出屋，外出做工的人一天最少接受3遍盘问。
抗日放火团上海总部及时调整战略，调邹立升到天津、秋世显到青岛领导放火工作。
一句失言惹来麻烦
铁血夫妻双双被捕
1940年，邹立升和秋世显回到大连，联合放火团的另一位负责人赵国文，指挥工作员烧毁三泰油坊、日清油坊、瓜谷油坊的露天堆积场、甘井子弹药库等军需重地，在大连港码头仓库烧毁十多个车皮的军马草料、一架飞机及多种零件。
日本鬼子对放火团恨之入骨，千方百计破坏放火团。据1953年旅大市人民法院对牛嗣义、宋洪泰的审讯口供，有如下的记载：
1940年5月，大工头马某托小工头牛嗣义帮他招募工人去佳木斯干活，牛嗣义又托工人徐元丁帮助招工。不久，牛嗣义问徐元丁招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徐元丁说：“没有人。”
牛嗣义问：“老王(指王有佐)现在不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吗？”
徐元丁说：“老王不能干啦，他说干活也吃饭，不干活也吃饭。”
牛嗣义问：“怎么干活也吃饭，不干活也吃饭？”
徐元丁未加思索，脱口而说：“他是放火的，上面发钱给他，干一回能给百八十元，够一年生活的。”说完他知道闯了大祸，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牛嗣义很是警觉，听到这里便记在心上。
隔了一些日子，牛嗣义和大工头宋洪泰在去香炉礁工棚的路上，突然听到火警的响声。牛嗣义问宋洪泰：“你说码头起火是人放的，还是天火？”宋洪泰说：“码头仓库都是洋灰铁筋造的，连一根木头也没有，还有工人在那里干活，怎能起火呢，不是天火是什么？”牛嗣义说：“不是天火，是人放的。”宋洪泰问：“你怎么知道的？”牛嗣义就把徐元丁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说：“这件事我对隋爷(指大连警察署高等系刑事隋云葑)谈一下不好吗？弄个刑事干干。”宋洪泰随口答应说：“行啊。”说完他们便分手了。
当天晚上，他们一起来到寺儿沟面见隋云葑。牛嗣义把徐元丁的话向隋云葑说了两遍。接着在隋云葑的指使下，牛嗣义把徐元丁骗到寺儿沟的“四间房”(隋云葑的活动场所)，威逼他交待出放火团的事情，徐元丁无奈就把王有佐的事情讲了。他自知事情太严重，放出后不久就吓死了。
此后，牛嗣义四处侦查王有佐的住处、行动和其联络人。最后他引领隋云葑及其爪牙先后在东关街、北岗子、寺儿沟、黑石礁等地捕捉放火团负责人赵国文、黄振先、王有佐、孙元芳、于守安、冯宝忠等，最终放火团惨遭彻底大破坏。关东州厅警察部马上组织了逮捕与审讯机构，出动200多人，不分昼夜在大连开着警车乱抓乱捕。
日本警宪先后逮捕20多名放火团工作员，大连地区组织遭到破坏。放火团总负责人姬守先在上海被捕，秋世显在沈阳被捕。
邹立升、包玉侠带着孩子躲到黑石礁，由于叛徒告密，1940年7月3日夜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扔下7岁的儿子邹显容，由姥姥照顾。
姬守先、秋世显和邹立升在监狱中以多种形式坚持和敌人斗争。日本殖民当局用尽种种酷刑，邹立升手指被铁筷子夹断，皮肉被剥掉，但仍然不屈。
公开审理变成秘密审判
9名爱国志士被害
1941年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公判会，对放火团被捕人员进行审判。关东地方法院院长中里龙为审判长，审判官为成田熏，吉田伍市为陪席审判官，特别旁听席上坐着日军特务机关长、大连宪兵队长。法院指定大内相川等5人为辩护律师。
“你们为什么放火？”
“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
法庭上，姬守先和邹立升等人针锋相对。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再也无法公开审理，又进行十多次秘密审判，于1942年3月宣布最后审判结果：对军需品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路实施破坏的姬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判处死刑；加入其组织并参与策划的邹包氏(即包玉侠)等13人各判处七年徒刑。
邹立升被判处死刑后，于8月12日夜成功越狱，逃到大连西岗子，藏匿在老师刘桂林家中。日军派出多人去青岛、沈阳、复县等地搜捕，在大连各路口加岗加哨。邹立升曾4次化装出走，准备北上参加抗日联军，但因日本殖民当局在码头、车站和交通要道悬赏缉拿，再加上重伤在身，行动不便，未能成功。8月25日晚，不幸再次被捕。日本殖民当局当即打断了他的双腿，把他关押到旅顺刑务所(旅顺监狱)。收留邹立升的刘氏老夫妇，惨遭敌人毒打、灌凉水，老太太死亡。
同年12月9日、1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旅顺监狱用绞刑将姬守先、邹立升等9名爱国志士杀害。秋世显等人被打死在大连岭南监狱。
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包玉侠恢复了自由。解放后，政府追认邹立升为革命烈士。现在，包玉侠家还珍藏着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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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守先
姬守先(1910～1942)抗日放火团总负责人。原名姬兴周，曾用名李宏义、张守义等。山东人。1910年3月28日生于吉林伊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193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被国际情报组织派到莫斯科学习特工和爆破技术。1934年8月回国，以上海为根据地，指挥大连、奉天、丹东、营口等城市发展组织，派遣人员开展爆炸、烧毁日军军用物资的抗日活动，放火、爆破成功78次，其中大连最多，达57次。后由于叛徒出卖，1940年8月在上海被日本当局派警察逮捕，1942年12月9日被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吉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秋世显
秋世显(1914～1942)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吉林长春人。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同年在北京参加国际情报组，接受放火爆破和秘密工作的训练。1936年3月被派往大连担任情报组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指挥实施放火达39次，被称为“火神爷”。1940年6月，在沈阳从事情报组领导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1942年3月15日，被日本关东地方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