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云桥

张凤岐

张凤岐之孙张辅成
“九一八”之夜 与日军展开巷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寻找武装进攻东北的口实,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等一系列挑衅性事件。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根据张学良的指令,着手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当时的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张凤岐和黄显声交情很好,他按黄显声的要求,积极组织沈阳郊区民团和大会武装,名为保卫地方,实为准备抵抗日军的进攻。
张凤岐,1888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昌邑屯一户普通农家。1922年任东三省兵工总厂总务科长,期间结识了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就职于兵工总厂卫队营少校营长的黄显声。1928年6月,日本人谋害张作霖,张学良主政东北,张凤岐调任奉天省警务厅督察长。1929年春,黄显声任东北军陆军第20旅中将旅长,驻防洮南,经黄显声推荐,张凤岐到洮南县公安局当局长。后来黄显声回到沈阳荣升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张凤岐也调回沈阳。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当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了面,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
22时20分,日军果然炮轰北大营,发动事变。黄显声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顽强抵抗,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是当时沈阳惟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队伍。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布防被日军坦克攻开。黄显声被迫西撤,张凤岐率警察、公安队坚持了两天两夜,21日奉命撤到锦州。
潜入沈阳 秘密组织抗日武装
沈阳失陷后,黄显声在锦州主持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警力重编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准备长期抵抗日军的侵略。黄显声特派张凤岐潜回沈阳,秘密组织爱国警察、公安队、民团,储备力量,一旦时机成熟,配合义勇军里应外合,夺回沈阳城,把日本鬼子彻底赶出中国。
9月25日,张凤岐回到沈阳。此时的沈阳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天下。原开原县县长李正被日本人委任为沈阳县县长。李正急需得力助手来维持地方治安,他极力保举张凤岐担任沈阳县警务局长。张凤岐走马上任后,在沈阳四乡组织民团、大会,声称防御胡匪,暗中建立抗日义勇军。同时扩充骑警队,由二弟张桐阳担任中队长。期间,黄显声派人和张凤岐秘密接头,传达黄显声和东北抗日救国会的指示,赠送活动经费。张凤岐派人向黄显声密报沈阳地区日本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组织机构、重要人物动向等等。
转眼到了1932年春,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在东北民众救国会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抵抗日本侵略者。3月10日,第39路义勇军司令赵亚洲联络各路人马攻入沈阳城,打得敌人心惊胆战。每逢义勇军进攻,张凤岐都密令自己的人坚守阵地,朝天放枪,虚张声势。
5月初,黄显声从北平给张凤岐捎信,说抗日救国会将于8月份组织义勇军大规模进攻沈阳,要求张凤岐做好内应。张凤岐深感责任重大,沈阳方面有巡警队、公安队、民团、大会等,估计可调动兵力达8000人,如果使用得当,里应外合,攻下沈阳城没问题。张凤岐找来心腹耿光汉(36岁,沈阳县警务局司法科长)、程云桥(47岁,沈阳县警务局庶务科长)、杨春元(31岁,沈阳县警务局督察长)、洪德彰(29岁,沈阳县警务局督察员)、陈范(20岁,沈阳县警务局庶务科员)、秦国禄(38岁,沈阳县警务局公安大队长)密商暗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奉天省长臧式毅等要员,配合义勇军行动。会上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张凤岐总负责,耿光汉任参谋,陈范任秘书,程云桥任会计,杨春元和洪德彰任情报。大家明确各自任务,分头工作。
面对酷刑 七义士铮铮铁骨
沈阳县警务局便衣队有个叫胡毓钟的人,日本宪兵怀疑他是义勇军的密探,将他密捕,严刑拷打。胡毓钟供出督察长杨春元和义勇军有联系,日本宪兵又密捕了杨春元。但宪兵队也没有证据,只能视其为嫌疑犯。
杨春元被捕那天晚上,张凤岐的马弁孟献臣酒后闹事,让宪兵逮起来了。孟献臣酒劲正浓,大喊大叫:“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长不了……”等他醒酒了,宪兵一顿皮鞭子狠抽,他供出张凤岐密谋接应义勇军攻打沈阳的事儿。
杨春元和孟献臣出事了,张凤岐丝毫不知,他把接应义勇军进攻的计划和组织名单交给了付渊如,嘱咐他送往北平黄显声那里。哪知付渊如把这些绝密文件献给日本宪兵队邀功请赏。日本宪兵队马上报告新京(今长春)宪兵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新京急电沈阳日伪当局迅速逮捕全部参与者。马路弯日本宪兵团特高课山口课长命令城内皇宫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实施抓捕,5月16日,张凤岐、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秦国禄被逮捕,还牵连将近20人。
张凤岐被关押在城内皇宫宪兵分遣队,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起初日本人没有对他用刑,允许警务局和家人给他送饭、送烟。日本人让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招抚义勇军及其部众投降,条件是仍任原职或到警校当教务长。张凤岐严辞拒绝。日本人见软的不行,就施以酷刑,压杠子、灌煤油,也没使张凤岐屈服。
杨春元、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和秦国禄同样遭受酷刑。据曾在马路弯宪兵团当过翻译的胡江说,“杨春元真是一条铁汉子,一进审讯室就破口大骂皇宫宪兵分遣队小川队长。小川大怒,拔出一个宪兵的刺刀,撬开杨春元的嘴把舌头割了下来。顿时杨春元嘴里血流如注,他一头撞向小川,小川仰面栽倒,脑袋磕在玻璃窗上,鲜血迸射。宪兵把小川扶走,而杨春元血尽死去……”
6月底,日本宪兵把张凤岐等5人拿铁丝穿锁骨栓成一串,押解到新京宪兵本部继续审讯。他们宁死不屈,对有关义勇军的核心机密没有透露半个字。敌人恼羞成怒,将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秦国禄带到大石桥活埋,把张凤岐押回沈阳。
烈火焚身 英雄气壮山河
一个多月的非人折磨,张凤岐身体极度虚弱,天天躺在监号里,吃饭很少,上厕所全都由人搀扶着。宪兵不断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他还是那句话:“我是中国人,决不当汉奸!”
7月上旬,新京宪兵本部下达秘密处决张凤岐的命令,马路弯宪兵团把这个任务派给小川。据胡江回忆,处决张凤岐的头一天晚上,宪兵团特高课长山口中佐、行动课长山野武夫少佐和新京宪兵本部特派员清水少佐在食堂小餐厅喝酒。山口说:“我们将采用‘焚杀’的方式处决张凤岐,到时请如实汇报给新京本部。”清水说:“山口君,处决张凤岐是本部既定方针,但‘焚杀’是否太残忍了。”山口说:“只要严格控制新闻界,不让他们知道就行了。否则会引起反抗情绪。”山野武夫说:“‘焚杀’张凤岐与旅顺屠城3日相比,又算得什么呢!”清水没有回答……
第二天黄昏,小川队长领着十几个宪兵,将张凤岐押到沈阳故宫大政殿后面的草地上,用铁线把他捆在石柱上。山口、山野武夫和清水最后一次争取张凤岐,劝他投降。
“张桑,你的处境你很明白。还是那个条件,现在答应也不晚。否则你将从这个美丽的世界消失,奉劝你还是现实一点吧!”
“我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好!现在送你上西天!”
一桶油从头到脚泼在张凤岐身上。
“张桑,你的生命只有几秒钟了,答应我们的条件,可以不死!”
“日本鬼子,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山口下令点火,刹那间,熊熊烈焰吞噬了张凤岐……
张凤岐牺牲不久,叛徒胡毓钟和孟献臣被义勇军锄奸队处决。城内皇宫分遣队因多次发生爆炸,不得不迁到大西边门外。义勇军没有放弃进攻沈阳的计划,8月28日、29日、9月1日,义勇军二十一路赵殿良部和二十四路李兆麟部3次攻打沈阳,火烧飞机场,袭击兵工厂,破坏电台,给日伪当局以极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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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事件
1931年7月2日,日本唆使朝鲜浪人,在万宝山强占民田,开渠筑坝。当地农民愤起填渠,结果日军开枪,死伤9人,被捕受刑10多人,史称“万宝山惨案”。
万宝山位于长春西北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擅自将万宝山民田转租给朝鲜浪人李升熏、李造和等9人耕种。7月2日,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前往制止朝鲜人挖沟修渠,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在日本警察的武力保护下,李升熏等人完成了引水工程,并于7月11日通水。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26日,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领的间谍组一行4人被东北军屯垦三团捕获,随即于次日由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
在审讯中,中村震太郎佩带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落到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手里。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密令间谍川岛芳子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川岛芳子诱捕李德保,得到了手表。“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这样,中村事件成为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73年前,沈阳抗日爱国志士张凤岐、耿光汉、程云桥、杨春元、洪德彰、陈范、秦国禄惨遭日本宪兵残杀,当时的《盛京时报》、《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近日,记者经多方联系,找到张凤岐的孙子张辅成(60岁,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一中学校长,退休)、程云桥的孙女程连弟(63岁,辽宁中医学院教授,退休)、吴作舟(66岁,辽宁省卫生监督所干部,退休)夫妇,又采访了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秘书长张大庸,了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