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请愿团体。

　　日本侵略者发动武装事变、枪杀无辜爱国军民的时候，对东北各界民众也进行搜查、逮捕和屠杀。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和民众不得不离别故土，流落他乡。在流亡大军中，除几十万东北军和民众之外，还有一大批爱国人士，他们大多是张学良的亲密幕僚和朋友，日本人曾悬赏巨款要他们的人头。
　　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多年来一直追随张学良从事反日活动，被日本人称为“反日巨头”。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夜，在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下出走东北，流亡北平。

　　有压迫就有反抗
　　抗日救国会率先举义

　　杜重远等人聚集在一起，控诉日军暴行，倾吐别离故土的痛苦，月是故乡明，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他们向张学良建议把流亡关内的东北各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得到了张学良的赞许与支持。
　　当时，东北爱国人士有几个重要人物：东北教育会副会长王化一，辽宁省工商联合总会长、辽宁省商会副会长卢广绩，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等等。这些辽宁民众团体的领袖人物积极联络东北青年学生、东北军将领和东北爱国人士，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8天，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召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到会的东北各界流亡人士400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通过了入会条件和章程，发表《告东北民众书》。
　　最初，救国会和东北流亡人士还对南京政府抱有幻想，寄希望政府出兵东北，解放东北。救国会于11月间曾组织在北平的东北青年学生500余人到南京请愿。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接见了请愿团。但蒋介石对东北请愿团的要求不屑一顾，请愿毫无结果。这使东北流亡民众认识到，靠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已成幻想，只有自己团结救亡，才是惟一道路，从这时候起，救国会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开始了救亡活动。

　　20天内召集200人
　　东北成立第一支义勇军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把组织和发动东北义勇军抗日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来抓。他们首先派救国会成员张新生到辽西做发动工作。他通过关系在新民县姚家富堡找到了正在联络旧部的高鹏振。高鹏振在“九一八”事变后20天，就组织成立了200余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这是东北成立的第一支义勇军队伍。
　　救国会派出谙熟军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如耿继周、郑桂林、石安全等人分赴黑山、新民、绥中、建昌等地发动民众、联络民团，收编散兵土匪。直接建立义勇军第4路、第16路、第48路，颇见成效。
　　救国会还吸收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时任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的黄显声为救国会常委。当时辽宁省政府已从沈阳迁至锦州。救国会不但请黄显声到救国会报告东北形势，同时鼓励他组建骑兵队，消灭由日军扶植的两支汉奸队伍——凌印清和张学成伪军。并大获全胜。事后，救国会请黄显声将战利品带到北平，并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对作战有功人员实行嘉奖。随后，救国会通过黄显声在辽西一带广招兵马，组建义勇军，参加者甚多。

　　发动民众募集资金
　　宋庆龄积极支持

　　为支援义勇军抗战，救国会竭尽全力募集资金。先是在北平及各地掀起大规模募捐活动，得到各界民众支持，甚至北洋政府的遗老也捐出许多钱款。救国会常委、在上海《生活周刊》工作的杜重远也积极行动，向上海工商各界及海外华侨募集资金，获捐巨款。
　　与此同时，救国会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等人先后赴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开展募捐活动。宋庆龄亲自募得海外的一笔巨款。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名流在沪、苏、杭等地发起募捐活动，当地文化团体、学校、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都踊跃捐款，许多报纸都登载募捐启事，每天都可收到大宗捐款。救国会的募捐活动还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一些爱国将领不顾禁令慷慨解囊。救国会还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以筹款项。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环境极为困难，供给缺乏，得不到南京政府一枪一弹的支援。救国会募集来的资金，除一部分用来接济义勇军正常经费外，大部分用以购买武器弹药及物资。救国会不断地向各路义勇军运送武器。凡属救国会委任的56路东北抗日义勇军多数都得到救国会支援的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民众组织，为提高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救国会还举办训练班，培训军政骨干。1932年8月，北平西山卧佛寺举办“西山训练班”，一些共产党人也到这个训练班参加训练。训练班不但学政治，也学军事、学爆破、学侦察。毕业后全部送到东北前线，在义勇军中充任骨干。

　　掀起两次作战高潮
　　救国会发挥指挥作用

　　救国会同东北抗日义勇军虽不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也无全面指挥义勇军作战的能力，但救国会在义勇军中很有影响，在指挥义勇军统一行动，协作抗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救国会的指挥下，义勇军作战曾掀起两次高潮。
　　1932年3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引起东北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国际联盟英、美、法、德、意五国派员组成国联调查团来东北。救国会利用这一时机，密令各路义勇军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前后向日伪发起全面进攻，以表示东北人民反对伪满政权和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各路义勇军接到密令后，一致行动起来。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军队在国联调查团到达哈尔滨的时候，发起了松浦抗战。吉林李杜将军的吉林自卫大军10万余人，进攻哈尔滨之战，都是按救国会密令而发动的。辽宁各地义勇军也一致行动，扒铁路、公路，炸桥梁，围盘山，打营口、通辽，袭抚顺煤矿，攻省城，克新宾。第48路军在绥中血战日军，使日伪当局受到严重打击。
　　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的第二个高潮是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义勇军第21路联合各路义勇军从6月至8月发起的围攻沈阳，辽南、辽东、辽北、辽西义勇军见机行事，伺机配合各路义勇军攻打沈阳的战斗。同时在对义勇军进行了统一建制、划分五个军区(后改为军团)，制订政治工作方针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33年初，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取消。东北救亡活动转入低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东北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一支先锋队。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借到监狱探望杜重远的机会，共同商议复土还乡大计。决定委派高崇民、卢广绩去西北协助张学良将军实现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高崇民到西安后，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穿针引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作出了不懈地努力。

　　“东北救亡总会”
　　救亡工作的延续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东北爱国人士失去了主心骨。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成立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开展东北救亡工作。救亡总会的宗旨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营救张学良将军；支援东北抗日联军，以促进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许下的抗日诺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
　　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西城东北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有26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刘澜波等30余人为常委。从此，“东总”开始了新的征程。
　　“东总”是党的外围统一战线组织，其党组在地下。“东总”的骨干成员大多是爱国民主人士。阎宝航是基督教人士，表面上同蒋介石、宋美龄有亲近关系。高崇民则是国民党员，王化一甚至是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工作。但是，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事复土还乡的救亡工作。阎宝航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东总”原在南京。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东总”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38年9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重庆。无论在哪里，“东总”都打着东北救亡的旗帜，汇入全国抗战洪流，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武汉，他们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大批干部，创办了以宣传收复东北、团结抗战的《反攻》半月刊，为东北救亡制造舆论。他们还鼓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廷枢收拢抗日军人，组成游击队开赴延安，挺进抗日前线。在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制造磨擦的时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

　　一场关于“底”的争论
　　爱国人士惨遭迫害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抗战到底之“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表示，“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为此，东北爱国人士一直对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一直咬住不放。他们还以国民参政委员、“东总”主席团成员王卓然的名义，草就一项提案指出，如果抗战就打到卢沟桥就完事，那么“九一八”事变后失去的东北难道不要了？迫使蒋介石与会对此作出解释。他们的斗争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被新疆的盛世才秘密杀害。
　　在国民党政府掀起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的重庆，“东总”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始终扛着《反攻》这块牌子，即使在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取消“东总”的严重形势下，他们依靠“东总”主席团成员王化一、王卓然等人，坚持《反攻》的出版发行。他们知道，只要《反攻》这面旗帜不倒，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他们还以他们的身份和《反攻》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保护一些共产党人脱离险境。国民党政府还派出特务进行盯梢，他们毫不畏惧，巧妙与其周旋。直到日本投降时，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秘密潜回东北担任要职，投入到新的伟大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