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欢庆光复。
东条英机接受审判。
在“八·一五”光复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记者见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前所长高树桥研究员，并就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访谈。
他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至今没有一个认真反省的态度，始终不认罪，究其历史原因，就是战后日本国家机器没有打碎，天皇制仍然保留。种种问题遗留到今天，导致一些日本人只有战败的“羞耻感”，没有侵略的“罪恶感”……
不寻常的1945年
日本曾试图拖延投降
高树桥说，1945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欢庆胜利的年头，对德、日法西斯来说，则是个沮丧的年头。
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西柏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战后欧洲安排和处置德国问题。7月26日，会议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苏联对日宣战后，也声明成为公告签署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决定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命运。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震动日本朝野。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大军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
日本政府慌了手脚，铃木首相召开内阁会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但好战的将军们仍坚持“要在日本本土再打一场大决战”，绝不投降。迫于形势，日本政府发给盟国投降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决定，但“不含有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也就是说，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美国对此明确回答：“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立之。”15日12时整，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向全世界公布。
日本宣布停止战争，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在世界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政府却大耍奸术，企图拖延投降。盟国曾明令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陆军投降代表于17日到马尼拉指定地点接受正式投降。投降代表竟然拖了两天才到。日本政府利用这一间隙，大量地销毁、藏匿机密文件和档案。无论他们怎样拖延，最终还是于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坚持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不辱使命
高树桥说，东北抗联是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从1941年开始，为保存实力，抗联进入乌苏里江东岸苏联境内整训。正因为这样，许多人认为东北抗联不存在了。其实不然，他们进入远东的4年多时间里，仍然不断地派遣小分队深入东北各地执行侦察、袭扰敌伪据点和交通运输任务，一天也没停止过战斗。他们为东北的最后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进入远东地区的抗联部队有近千人，到1945年只有400多人了。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抗联指战员随苏军迅速向东北57个战略要点城市挺进，进入哈尔滨、吉林、延吉、佳木斯、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开展建党、建军工作。苏军进入东北各地后，一方面要处理几十万日本战俘等问题，一方面还要维持社会秩序。
当时各种反动势力趁混乱之机，纷纷开始活动。苏军对中国不熟悉，也分不清真伪，不知如何下手。进驻各地的抗联人员大多是当年在当地打过游击的，熟悉情况，许多群众都认识他们。他们则主动配合调查，提供线索，那些假冒伪装进步、从事反动活动的反动势力很快受到应有的打击。
当时，中共中央从晋察冀、山东、热河解放区派遣2万干部和10万军队已先后开进东北各地。由于苏军不了解他们，常常发生抵触、对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抗联人员一到，问题就迎刃而解。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大多数都是徒步徒手而来的，抗联人员利用同苏军的关系和便利条件，获得大批武器装备，发给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为后来我党发展扩大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率领抗联人员利用穿苏军军装的有利条件，控制铁路交通，抓紧对已控制城市开展各项工作，迎接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抗联人员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迅速接管警察署、公安局，建立警察武装队伍，很快稳定了局势。至此，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历史使命。
各持一词
东京审判放过了许多战犯
美国占领军在解除日军武装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这七类人均被要求罢去其职，剥夺其竞选资格，排除政治影响。这个清洗计划波及22万人，其中18万旧军人，约1300个超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团体、组织也被解散。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组织国际军事特别法庭，逮捕和审判战争罪犯的行动。高树桥说，东京审判进行了将近3年，其间国际局势变化，美苏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日本已成为远东所要倚重的势力，美国由最初痛恨日本到最终袒护日本，不打算深究日本战犯。这就使已经确定的70名甲级战犯只有28名受审，而28名甲级战犯中有1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有2人死亡，实际上只有25人等待判决，其中仅有7人被判绞刑。
1946年1月19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设立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公告。随后由美、中、英、澳、苏、印、法、菲等国家各自提名的11位法官组成国际检察团。5月，国际检察团以盟国名义，起诉认定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人为甲级战犯。
对战犯的量刑工作进行得相当困难，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意见不一。国际法庭虽有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官各自根据本国的法律和政治需要为量刑标准，甚至有荒谬地主张把全体战犯无罪释放的。所以彼此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法庭规定，决定1名战犯死刑至少需要6名法官意见一致。由于有的国家已废除了死刑，在11名法官中力主死刑的占少数。中国法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各国法官磋商，争取支持。他们发誓一定要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1948年11月12日，中国方面要求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7人以6票赞成、5票反对被通过。有18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东京审判实际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审判。在美国的庇护下，曾在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第7号战犯的日本天皇，在战后当了30年皇帝。美国独吞了日本研制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科学成果”，就没有追究日本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日本经济署代表人物、巨大的垄断组织的站得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送上被告席。在被确定的70名甲级战犯中，42名被释放，有的还出任首相。战犯当首相在战后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数千名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很多人在战后进入政界、军界、财界高层，呼风唤雨，培养并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右翼反动势力。
后记
高树桥说，关于抗战的话题我们讲了许多年，但是日本从不清算发动战争的罪恶和否定历史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担心。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把血的史实刻在记忆力传递下去，用以教育子孙后代：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