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捐官被告发

　　李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现山西原平县)，明朝正德初年因参加弥勒教王良、李钺的起事被判处在山丹卫充军。后来他从山丹卫逃了出来，改名为李午，被官府发现，再次发往山丹卫充军。李福达不甘心，再逃到陕西洛川，和邵进禄等人发动了弥勒教起义，事败后携带重资来到山西徐沟，改名为“张寅”。再次改了名字的李福达的一系列动作令人瞠目结舌，首先他贿赂了县中的张姓大族，让其认己为同宗，编立族谱，逃避了追捕。其后，在嘉靖初年，张寅输粟捐官，竟然得到了山西太原卫指挥的官职，不但摆脱了逃犯的身份，还当了官，这时的李福达就已经不是李福达了，只是张寅。任职期间他认识了武定侯郭勋，二人来往密切。
　　嘉靖五年七月，张寅被仇人薛良告发到山西巡按御史马録那里，马録调取李福达乡中父老辨认得实。案件到这个时候，证人具备，罪证确凿，已经是个铁案了，可是有一个人却要为之翻案，并最终酿成了这起冤案。

　　为脱罪责谋转机

　　这个人就是武定侯郭勋，他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代，因在“大礼仪”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而得宠。他和李福达走得那么近，马録的奏章里面自然提及到了他。李福达犯的可是谋反罪，根据明律，与谋反罪犯有牵连就要遭致灭门之灾。因此他为了自保，不惜余力的寻找转机。他先是写信给马録，希望免被牵连，然而马録不但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还联合巡抚江潮一起上奏弹劾武定侯郭勋包庇奸人扰乱法纪。之后，又有十数朝臣上奏章弹劾武定侯，并毫不留情的提出武定侯应该连坐。其中刑部主事唐枢的奏折事实最清楚、分析最清晰。在一番思量后，武定侯决定赌一把！他利用嘉靖皇帝猜疑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心理，让老朋友张璁进言嘉靖皇帝，备言诸臣攻击郭勋是因为三法司官员借机打击在“大礼仪”(明武宗正德皇帝驾崩后，因无子嗣，由堂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皇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一即位便下令礼臣议其生父朱佑杬的尊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主尊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朱佑杬为皇叔父；观政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迎合上意，议尊朱佑杬为皇考。此事因系朝廷礼法之至大者，故名“大礼仪”)事件中支持皇帝的一派官员，硬是想将一个民事案件转移成为朝廷的政争。

　　触动隐私翻大案

　　对“大礼仪”事件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果然起了怀疑，命令将李福达提至京城复审。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以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共同复审，审讯结果和前面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年轻的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同意他们复审的结果，要亲自主持审讯，而且罢免了唐枢。亲审的事被朝臣劝下，嘉靖将案件又发给了三法司。罢免唐枢不过是杀鸡给猴看，刑部尚书等人自然明白，遂不敢再抗命，附和皇帝将此案定为疑狱等待再审。嘉靖皇帝仍然不高兴，命令三法司全都戴罪办案。
　　嘉靖六年四月，皇帝派锦衣卫逮捕马録入京，关进镇抚司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江潮、前审案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钰、佥事章伦等。皇帝的意思在这时已经显露无疑了，且此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李福达，而是皇帝和大臣们叫上了劲，再有“大礼仪”的事情在中间横亘，嘉靖皇帝的心理可想而知。
　　再次审讯，薛良被拟定为诬告罪。按理说朝臣已经服软，嘉靖皇帝就应该这样罢了。但是气盛的皇帝因没有给马録定罪而气愤不已。

　　假作真时真亦假

　　4个月后，嘉靖皇帝彻底改组了三法司，任命在“大礼仪”事件中获宠的官员分别署理三法司：吏部左侍郎桂萼掌管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掌管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掌管大理寺，并命令锦衣卫逮捕所有办案的三法司高级官员，严刑推问。新官们重审案件的结果“果然”和之前大相径庭，张寅并不是李福达，马録等因为和郭勋有嫌隙，以致构成“冤狱”。这可真是贼喊捉贼。原告薛良被处死刑；证人戍边；官员中谪戍极边遇赦不宥的5人；谪戍边卫者4人；为民者11人；革职闲住者17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5人；至于马録，嘉靖皇帝的原意是处死，被大臣劝免，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子子孙孙遇赦不赦。“张寅”官复原职；张璁、桂萼等平反有功，赐二品服俸，给三代诰命。

　　蒙冤官员得昭雪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事情，冤死的人可能就要永远沉冤了。嘉靖四十五年，四川蔡伯贯利用宗教组织起义，事败被擒，供认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同的徒弟。李同被捕后，承认世习白莲教，李福达即是张寅。一切明朗的时候，马録早已死在戍所。同一年嘉靖皇帝驾崩，即位的隆庆皇帝顺从民意，为马録等官员昭雪，皆复职赠官，马録被赠太仆少卿。
　　一个沉冤40载的案件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