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白昼的喧嚣，放下案头的冗务，午夜，我面对《律师法》，沉思。
　　从《律师暂行条例》到《律师法》，再到《律师法》的修改，一部《律师法》，承载了多少历史重负！且不论五十年代，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法律人，刚刚被组织从法官岗位指定为律师，他们有的尚未转过思想的弯子，有的尚未找到律师的感觉，就在反右的风暴中全军覆没。即使是在拨乱反正、普法高潮的八十年代，全国包括我们辽宁，还是发生了不少起律师被抓、被打的事件。哦，可怜的律师！自己的人身安全尚无保障，却在鼓足勇气为他人辩护。明年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周年。现在，我国律师无论从队伍，还是从业务，还是社会地位，都不能同当年同日而语。但回顾这段历史，更让我们对《律师法》感到格外亲切、格外珍贵。
　　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很多，法治是一个；法治进步的标志也有很多，《律师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如同木桶定律——决定一个木桶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一样，律师，就是国家法制木桶上那块最短的木板。“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在胡乔木的描述里，律师俨然一派王者气象，但我倒觉得，这更像是法官、检察官或警察。在我看来，律师既没有王冠，也没有宝剑，他们简直是手无寸铁的弱者。保护弱者的法一定是好法。
　　如果问：我国律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很多律师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三难”。的确，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是困扰律师执业的老大难。令我们欣慰的是，新修订的《律师法》在解决“三难”问题上也确实有了重大突破。但我倒觉得，还有比“三难”更大的问题，就是信任危机——当事人对律师的不信任、执法者对律师的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危及律师，也危及到了法律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律师法》中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定位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坚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相统一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我国律师制度的本质属性。在我看来，律师的可恶之处不在于“为坏人说话”和“钻法律空子”，而在于“拿钱不办事”。目前，个别律师不认真履行职责，引起当事人不满，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形象，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2000年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脱钩转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当然是改制的重要原因。但通过改革，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当事人的信任未始不是制度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等规定，不仅仅在于给律师工作提供了方便，减少了风险，更可贵的是体现了立法者和执法者对律师的信任。信任，《律师法》贯彻的基石，也是形成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石。
　　勿庸讳言，立法的过程是各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一部法律，不一定各方面都满意，《律师法》亦如此。有些问题，律师可能觉得不够，而检察官却觉得太过。也有些问题因对现行诉讼法有所突破而引起人们的质疑：律师法和诉讼法谁是上位法？应当谁服从谁？而我却觉得这正是新《律师法》的可爱之处。试想，近年来我们哪些改革措施不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突破？新《律师法》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尽善尽美，而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方向，一个进步的方向。这个方向给人以希望。
　　我常想：律师权利来源何在？为什么我们总在呼吁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仔细想想，律师除了挣钱外，自身并没有其他什么权益，而律师挣钱也并非只有诉讼一途。近年来，已有不少大牌律师不接诉讼案件，专门从事非诉讼业务，应当引起我们深思。律师的权利来源于当事人，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合法延伸。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实际是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律师办理一起刑事案件，要求会见被告，被无理阻挠。当律师和执法者据理力争时，这位执法者武断地称：“在这里我就是法，我不让见就不能见，不需要理由。”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位执法者后来也因涉嫌犯罪而身陷囹圄，并且也遭到了不准会见的命运。角色倒换之后，这位执法者才为自己当年的武断追悔莫及，并向律师道歉。所以说，《律师法》绝不仅仅是律师的法律，它有关全体人民。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人们，请三思。
　　(本文作者系省司法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