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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个老人一个儿
      “行政大夫”杨卫华康平老残安置所29年的故事
    作者:李虹 首席记者 杨清林 (2008年6月27日)

    看报聊天(左二为杨卫华)

      有这样一个特殊家庭。300多口子,平均年龄75.5岁,最小的55岁,最大的107岁,全是清一色的光棍汉。这个“特殊家庭”就是辽宁省康平监狱老残安置所。
      “行政大夫”杨卫华在这里干了29年了……

      记者有话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全省百余名原国民党军队尉级军官,部分严重犯罪不适合回城安置的人员和无儿无女无亲可投人员、患病严重人员,在刑满释放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在康平劳改农场(后改为康平监狱)就业,成为全民所有制工人。
      这种制度通称“留场安置”。就此,康平监狱老残安置所应运而生了。
      最多时,它收治了来自东北三省的老残人员300多人,平均年龄75岁。其中最大的107岁,最小的也有55岁。
      如今,它已经是辽宁省监狱系统仅存的一所老残安置所。
      1983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犯人刑满释放后落户和安置的联合通知》,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原则上送回原籍、捕前所在地或直系亲属所在地,由社会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法安置;个别确实无家可归而又自愿留下就业的,由原劳改单位收留安置”。
      从2000年左右起,康平老残安置所再也没有接纳过新的成员,每一年都有一部分人寿尽而去。
      本文的主人公杨卫华写在文件里的身份是“行政大夫”,实际身份还包括男护士、男保姆、保育员、按摩师……作为惟一的一名医生,杨卫华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9年。

      杨卫华前传

      1953年1月24日,杨卫华出生在丹东的鸭绿江畔。
      小时叫荣华,荣华富贵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叫卫华,保卫中华的意思。他是老大,家中5个孩子。父亲是一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不久,就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辽北,开拓这片“小北大荒”,创建康平劳改农场。
      康平监狱(当时叫劳改支队)位于辽宁省的最北端,离康平县城十多公里。杨卫华就随父亲一起,来到这荒凉的地方,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没有公路,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荒漠深处的人们只能看着星星,在心中遨游世界。杨卫华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赵本山说的“较大城市——铁岭”。
      直到2005年被辽宁省司法厅安排到沈阳为厅机关干部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事迹报告,也就是他52岁这年,才第一次进了省城,看到了监狱以外的世界。
      杨卫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偏远、神奇而又复杂的地方。康平监狱老残所离监狱20多公里,紧靠着荒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最近的村落也需3里路。到这里工作,开始并不是他的本意。
      1976年,24岁的杨卫华复员回到家乡,分配到康平监狱当上了警察。监狱看他“根红苗正”,人又本分,保送他上了铁岭医学专科学校,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经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和进修,他被分配到康平监狱医院做医生。

      第一章  无边的大爱
      他慢慢从心底里喜欢这些老人了。老人们身上的怪味,也不那么刺鼻了。他感觉到,这里的花,原来也是那么香,风中也淡淡地飘着芬芳,每一处草木都散发出山野的气息。

      送终小册子:266位老人

      1979年9月15日,杨卫华刚休完婚假,医院的院长找到他,把调令扔在桌上。“支队调你到五大队教养中队当医生,你去吧,过两年再把你调回来。”
      杨卫华没说啥,背上行李卷儿,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骑着自行车到所里报到了。
      刚到老残中队,杨卫华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几棵孤零零的树,几栋孤零零的房子。卫生所里的一张破桌子、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计,就是杨卫华的全部家当。
      进到病房里,一股刺鼻的恶臭,直往鼻子里钻,令人窒息。杨卫华有些犹豫了。可是,自己不来,总得有人来。
      杨卫华下定了决心,就扎根在这了。
      为了表示决心,他把家搬到了老残所附近,刚刚结婚不久的媳妇也被他调来,成了他的助手。所里就三名民警,他是惟一的医生,先后陪了四任所长,一干就是29年。
      人生不售来回票,一旦动身,没有返程。他从不后悔,几次调走的机会,他都放弃了。
      29年。一半的人生,就交给了老残所。29年里,他没有休过假,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放弃了安逸,死死守着老残所这个家。
      杨卫华有本小册子,记录着266位死亡老人的名字。看到它就想起了每位老人的音容笑貌,想起老人们临走时的安详。
      这就是杨卫华29年的所得。
      由于他的坚持,孩子也爱上了这片荒漠。儿子毕业后,回到这片既荒凉又亲切的地方,在村子里开了个小诊所。爸爸忙不过来时,就到所里帮助工作。

      爱上每一位老人

      刚建老残所时,尽管老人们都已经成为“自由人”了,但受思维惯性的影响,所里还遗留着一些旧习惯。
      所里的各项制度是从管理犯人的制度中套过来的。如,几个管理人员仍习惯于把这些人当“二劳改”,腰里仍别着电棍、手铐子;老人们仍要管管理人员叫“政府”,定期汇报思想等等。
      开始时,杨卫华也自觉不自觉的沿着惯性走,摩擦经常出现。他很苦闷。难道改造这些人的惟一途径就是继续看管?
      杨卫华有一个“天性”,看人、看事,喜欢从积极的方面看。和老人们接触时间长了,他觉得这些人并不是“很坏”,他们的善良一面只是被历史的阴影掩盖住了,需要发现和发掘。
      发现美好才能让世界变得美好。
      不拿有色眼镜看人,经常用放大镜去发现放大优点的杨卫华有了“新式武器”。经常发现老人们的优点,并经常去夸奖,很快就得到了老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刘志芬,男,大学毕业。文革时,一次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人时叫他陪绑,大脑受到了刺激,精神不好,有人说他是怪物。
      刘志芬老人生活十分简朴,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年在院子里种几垄苞米,到秋天磨成面,熬糊糊粥吃。农场收白菜了,他到地里拣白菜叶,回来晒干洗净了,煮着吃,而省下自己的退休金资助公益事业。所里没有笤帚,他买。没有防火设备,他买。场部公安分局的民警看不到电视,他进城买了一台彩电,送到分局。
      在杨卫华的卫生所里,记者看见两个沙发,虽然有些旧了,但仍能看出它当年的风采,甚至有些奢华。杨卫华告诉我们这也是刘志芬老人捐献的。在有些人眼中他是个“怪胎”。可杨卫华却很佩服他,称赞他。
      还有一位老先生叫申玉佳,伪满国高毕业,是个文化人,心地很善良,见别人有困难就给予帮助,自己一顿饭就花三角钱,却经常接济他人。
      老残人员刘冬春经常买一些日常用品,自己省吃俭用,却用自己退休金给所里买了不少用品。他死后,杨卫华非常伤心,与所长亲自为他送葬。
      一个个闪光点闪现,一个个良知被发掘。
      杨卫华和所里的同志一起转换着角色,调整着视野。他们取消了强制请销假制度,取消了强制学习、劳动制度。老人们可以来去自由,告诉一声就行。

      洗澡

      老残所远离县城,受居住条件限制,许多老人常年不洗澡,瘫痪卧床病人就在床上便溺。只要一进房门,这些味道就令人感到窒息,里里外外是脏乱不堪。
      要改变人的心境,首先要改变环境。
      杨卫华一到老残所,首先从改造环境入手,使这个家有个家样。他和同志们一起栽树,种花,糊棚,擦玻璃,拆洗被褥,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回家。
      给老人洗澡,是一件难事。当地农村没有浴池,上场部洗澡又太不方便。
      杨卫华想了一个土办法。
      夏天,搭上一个简易棚,棚顶上用黑色塑料制成水袋,留出一个进水孔和一个出水孔。出水孔下面连接淋浴喷头。这样靠太阳的热量,将水袋中的水晒热,每天就可以解决三五个人的洗澡问题。
      办法是不错,可每天往水袋里注水成了一大难题。
      杨卫华每天早上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水袋里注水。他拎起十多斤重的大水壶,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十几次。一次他提水正往梯子上爬,由于磨损,梯子突然断裂,杨卫华从两米高处跌下,水洒了一身,腰部剧烈疼痛,可他咬牙坚持灌满了水。老人们心疼地说,这灌得哪是水呀,都是杨大夫的心血啊。
      多年下来,杨卫华的手上不知磨出多少血泡,也不知踩坏了几把梯子。但就是这种反复的动作,却让杨卫华意外的练就了铁臂膀。在后来急救工作中,背、抬老人,他都应付自如。
      一个困难解决了,又一个困难需要解决。能动的可以去棚子里洗,长年卧床不起的十几位老人怎么办?杨卫华又想了一招。
      他在床上搭个木架,大塑料布一铺,就成了个大水槽子,把不能动的老人抱进这个“浴缸”。“浴缸”下面留个排水孔,排出的水用桶接住倒掉。这是力气活,杨卫华每天要轮流为几个不能动弹的老人洗澡,洗一次澡需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每次都折腾出一身汗。
      老人们过意不去,就想躲避洗澡,尽量让杨卫华减轻工作量。可杨卫华更倔,一个个检查,绝不落下一人。定期洗澡,成了老残所的一个规矩。
      老人们开玩笑地说,这种洗澡办法,是杨大夫的“发明”,应该申请“杨氏洗澡法”专利。

      第二章 感化的力量
      他多次在心里衡量过自己,问过自己,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做。杨卫华知道,所里老人的心灵十分脆弱,必须从尊重、理解、信任入手,坚持平等,打消他们的敌视情绪。这样,杨卫华必须放弃自己的优势。

      化“敌”为友

      田世英,原国民党尉官,卫立煌部队的一个营长。黄埔军校37期毕业的。在辽沈战役中被俘。
      上个世纪60年代释放后,就在康平劳改支队就业。有一次因为面没有发好,馒头做的有点粘,田世英就带头发难,把馒头摔在地上,“我们也是人,不能吃狗食!”他借机煽动不满情绪,挑动大伙闹事。
      几个老人也开始跟着起哄,场面很乱,有的老人干脆不吃饭了,扬言要绝食。杨卫华马上出面制止并解释,向大家赔礼道歉。并和炊事人员一起给大家下了锅香喷喷的面条。
      风波平息了,但杨卫华却沉思起来。
      自己是医生,更是个警察。要医治老人们的身体疾病,更要医治老人们心理的疾患。化解他们的怨恨,维护社会稳定,是自己的崇高责任。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导致这些老人仇视社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杨卫华决定从田世英入手,争取稳定人心。杨卫华先和他套老乡,交心。一次田世英发烧,杨卫华守在他床前24小时,一会给他敷冷毛巾,端水喂药,一会扶他上厕所。病刚有好转,他要喝绿豆粥,所里当时没有绿豆,杨卫华骑车20公里到场部集市上买回来,亲自给他熬。当热粥端到他跟前时,他感动了。拉着杨卫华的手说,“共产党太伟大了!”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谁给我一滴水,我便回报他整个大海。给我一缕阳光,就回报整个宇宙。
      后来田世英写过一首诗,专门歌颂党的改造政策和现在的生活,1993年在沈阳的报刊上发表。
      从此,他积极靠近党和政府,经常劝说那些有不满情绪的人。后来他被推荐为康平县政协委员。

      拜“强奸犯”为师

      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你开着一辆车,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经过一个车站,有三个人正在焦急的等公共汽车,一个是临死的老人,他需要马上去医院;一个是医生,他曾救过你的命,你做梦都想报答他;还有一个是你心爱的人。但你的车只能再坐下一个人,你会如何选择?
      在200个应征者中,只有一个人被雇佣了,他并没有解释他的理由,他只是说:“给医生车钥匙,让他带着老人去医院,而我则留下来陪我的心爱的人一起等公车!"
      每个人都认为以上的回答是最好的,但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想到。原因是,人们都不愿意放弃手中已经拥有的优势(车钥匙)。
      有时,如果能放弃一些固执、狭隘和一些优势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这个测试题,杨卫华听过。
      鲁英,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是部队里的“红小鬼”,祖国刚解放,部队就送他进了中国医科大学。因为学习优秀,毕业时准备让他当协和医院的院长。可生活作风出了问题,没有当成院长,留在医大一院当了大夫。后来多次犯强奸罪,成了“四进宫”人员。平时嘴损,人冷。
      对于这样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杨卫华却对他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审视,认为他多次犯法,并不完全是本质恶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所致。杨卫华也多次和老人们讲解科学知识,让大家正确对待鲁英,不要把他排斥在大家庭之外。
      这个实事求是的分析,让鲁英敢于抬起头来做人,使鲁英很感动,也十分感谢杨卫华。
      为了让鲁英更加自信,开始新的生活。杨卫华向领导请示,安排他当自己的助手,共同照顾其他老人。
      能行吗?让这样的人当大夫,可靠吗?
      有人不理解,怎能和一个“强奸犯”为伍呢?但杨卫华力排众议,极力推荐。鲁英都不好意思了,算了,为了我让你得罪人,不值。
      但杨卫华坚持认为,鲁英已经不是罪犯了,他和我们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老残所的一员。他的医术值得尊重,他的身份应得到信任。杨卫华的话,感动了监狱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从此,杨卫华拜鲁英为老师,医疗上的难题都找他商量,有些病例就直接让他处置。
      一次,鲁英的两个同学来看他,在回顾青年时期的友谊之时,又痛骂他不争气,给中国医科大学丢脸。鲁英哭了,这是他第一次流下悔恨的泪水。事后。他对杨卫华说,“杨大夫,你拿我当人看,使我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要不,以我的脾气,我同学骂我,我肯定给他们赶走。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老赖回来了

      于航志,因暴力犯罪被判刑。他性格偏激,在监狱里总想“立棍”,动不动就欺负弱小,多次违纪,几次被押严管,是抗拒改造的典型。
      刑满释放就业后,于航志有了工作和生活来源,每月能挣数百元,比当地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还要高一些。
      于航志翅膀硬了,手头宽松了,就急忙跳出监狱的圈子,到康平县城里租房住。一天,杨卫华到县城办事,与他走个对头碰。杨卫华忙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于,最近身体好吧?”可他愣装没听见,把头一歪。杨卫华又喊了一声,他扭头便走。
      2002年大年初二,杨卫华正在和母亲过团圆年。突然接到所里打来的电话,说于航志有病,治不起,被人送回所里了。问杨卫华能不能回去一趟。
      原来于航志得了肺心病,经常喘不上气。要是一般的病,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找杨大夫。可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上城里大医院看病,一是承担不了高额的医药费,二是无人照顾,就又想起了老残所,想起了杨卫华,硬着头皮回来了。所里的人都知道于航志的为人,也知道他和杨卫华的那段芥蒂,又赶上春节,值班的所长也没指望杨卫华回来。
      可杨卫华听说于航志老人病重返回所里,却是另一番感想。于航志能在困难时回到所里,说明他还是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他把生的希望交给自己,说明他已表示了歉意。
      杨卫华二话没说,放下电话,立即就要返回所里。80多岁的老母亲舍不得儿子离开,让儿子吃了饺子再走。可杨卫华说,不行,于航志如果不是病重,依他的个性,不能回来,我得尽快赶回去。
      杨卫华骑上摩托车,赶了几十里路,回到所里。刚进屋,听到于航志正被同屋的人数落呢:“你咋这么赖呢,平时老说警察坏话,咋有脸回来呢?”等看见杨卫华顶着星星赶回来了,衣服外面挂着一层薄霜,胡子、眉毛都变成了白色,于航志不好意思起来,想爬起来表示歉意,但张张嘴,还是没说出什么。
      杨卫华不计前嫌。为了给他治病,杨卫华四处找偏方,三次进城,给他抓药、熬药。一天,于航志被一口痰卡在气管里,喘不上气,杨卫华马上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和排痰,保住了于航志的命。杨卫华还一边给他治病,一边排解他心中的积怨。
      在杨卫华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于航志的病痊愈了。于航志非常感动,非要拉着杨卫华下馆子。从那以后他逢人便说,对警察不尊敬,首先就是对自己的不尊敬。警察拿咱当人看,咱也得给警察长脸。

      第三章 温暖的黄昏
      保持患者仪容整洁,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早、晚洗漱,饭前便后洗手,定期组织患者洗澡、理发、修剪指(趾)甲。安排好合理的作息时间,并积极组织患者参加综合治疗活动。这些成了杨卫华29年如一日必做的“功课”。

      “医师级”护理员

      这是一个人的医院,杨卫华即当大夫,又当护理员。
      有个叫齐列的,曾是强奸犯,下半身瘫痪13年,床上吃,床上拉。大家说那是报应,不用管他。可杨卫华还是坚持每三天为他全身按摩一次,经常给他擦洗身子,做好皮肤护理,保持皮肤、头发面部手脚清洁。每三天帮着更换一次内衣,每两个小时就帮着他翻一次身,更换体位,协助齐列料理好个人生活。一次他拉到床上,杨卫华二话没说,给他撤下褥单,洗净了褥单,感动得齐列偷偷抹泪。由于杨卫华的精心照料,齐列一直到死都没有发生褥疮,护理专家都称赞了不起。
      29年来,杨卫华数不清给病人洗过多少次澡,擦过多少次身,清理过多少次呕吐物,回到家里儿子都嫌杨卫华身上有一股异味。也许因为这些,同志们都开玩笑地叫杨卫华“医师级护理员”。
      改革开放前,老残所管理很严格,老人们外出得请假。但改革开放后,政策变了,管理也更加人性化了。老人们进出自由,来去自由。但这也给管理带来不便,增加了难度。
      韩富金老人患有精神病,经常盲目出走。为了避免意外事故,杨卫华操碎了心。他一方面安排专人看护,防止他走失,另一方面制定搜救任务预案,对他可能出走的路线、时速、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做了事先安排,以便及时寻找。一次韩富金老人走出好几里地,让杨卫华骑摩托车追上了,给驮回来。后来他给自己定个制度,每天都要查房,到病房、宿舍转一圈,看看老人们是否都安生。晚上下班走之前,再到各屋看看,心里有数,回家睡觉才能安稳。“十一”放七天假,四天要在所里。既使休息,也要天天从家骑摩托车到所里来一趟,查完房,给病人发了药,挂上点滴,再回家。
      杨卫华上学学的是内科学,对其他医理涉猎不多。精神病学只是了解一些,并不是主课。可是老残所却有四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还有行为异常的10多个。有的特别喜欢穿女人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整天疑神疑鬼。这让杨卫华很头疼。那四名患精神病的老人也是最让杨卫华操心的。有个精神病人叫闫贵,成天拿个棒子,四处走,有一天就给个卖豆腐的老张头打骨折了,造成了很大损失。
      一次,名叫陈锡久的病人犯了病,整天不吃不喝不睡,四处游走。有时一丝不挂跑上街,举着小旗喊“停车”。最后竟发展到任何人都不认识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得24小时有人看护。面对这种情况,杨卫华心急如焚。
      根据多年的经验,杨卫华知道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疾病,患者更需要的是理解和关爱,只有多用心关怀,才会收到更好的疗效。杨卫华是一边想尽办法让陈锡久吃药,一边对他进行心理治疗。喂药时,杨卫华好不容易把药片放进他的嘴里,他却将药片压在舌下,喂他几次水,他都是只喝水不咽药,把药吐出来,有时折腾一个小时才能喂进一片药。打针就更难了,要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帮助,才能打完一针。而用完药、打完针还得随时观察,杨卫华就24小时看护、照料。陈锡久高兴的时候,杨卫华陪他闲谈;他不高兴的时候,杨卫华陪他散步,问他不高兴的原因,耐心地开导他。一次,陈锡久突然发狂,上来就给杨卫华俩嘴巴子。但杨卫华却依然向照顾自己老人一样关心他。
      后来杨卫华经常和陈锡久接触,了解到他这次犯病的原因是因回家串门受到了亲人的冷落。杨卫华又采用心理疏导法,耐心劝说。
      在精神病治疗中,杨卫华向他在精神病院的同学和其他有关医生咨询,经过分析和多方面咨询,知道自己以前不敢多下药怕下多了出事是不对的。通过这次教训,得到了一些经验,在用药上敢适量加量,对以后治疗其他精神病有了基础,效果也较好。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陈锡久的病情逐渐趋于稳定,神志也基本清楚了。同志们都说杨卫华创造了奇迹。
      经过他反复研究和探索,10多名精神病人神志稳定,没有出过大事,保证了老残所的稳定。

      眼睛就是显微镜

      1990年秋季的一天。何殿宾老人得了痢疾,趴在床上起不来。
      70多岁的老何一辈子单身,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平时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每回吃完饭都不刷洗餐具。夏天,饭盒上经常落满苍蝇,下顿饭,拿起来直接食用,自称是眼不见心不烦。还经常自嘲地说,不干不净,我这一辈子也过来了,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那苍蝇也得吃饭呀,我这叫和平共处。
      共处倒是实现了,和平却没有实现。这不,老何被撂倒了。
      杨卫华来到老何床前,一下子就闻到气味不对。“老何,你是不是坏肚子了?”
      “杨大夫,你也太神了”。
      杨卫华揭开便盆盖,“脓血便,这是痢疾!”
      杨卫华立即给老何输液,止痢。
      同时,杨卫华问老何,“用不用到外面医院去看看?”
      “不用,到外面医院,去一趟就得花几百上千的,还是给所里省点吧,我相信你!”
      “可是我们所里没有显微镜,按说得对粪便化验,才能确诊是否是痢疾。”
      “你比显微镜看的还准呢。”
      这话说的不玄。由于条件限制,老残所没有显微镜等检验、化验设备,诊断往往要凭经验。杨卫华为了准确判断病情,必须练就一身真功夫。观察粪便就是必修课。
      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老人的宿舍里转转,亲自查看便盆。20多年下来,他掌握了一套观看粪便知病情的办法。一般的疾病,杨卫华都不会误诊。
      经过10天的治疗,老人彻底治愈了。
      看便知病,绝了。方圆几十里的病人都来找杨卫华看病,为啥?省了昂贵的化验费,病又看得准。
      从这件事上,杨卫华举一反三,对老人们进行劝导,让老人们改变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都去厨房,检查环境及餐具的卫生情况。夏天采取防蝇措施。由于防范工作做得好,老残所29年没有发生全体性痢疾、食物中毒等。

      第四章 灵魂的归宿
      据调查,老残所老人平均寿命78岁以上,最长的活到107岁,90多岁的几十个,平均寿命比附近农村高出3岁左右。比监狱警察和退休工人寿命长。
      杨卫华说,这里的老人们有安定感、归宿感、幸福感,有人性关怀,组织关爱。老人们活得自在自由,无忧无虑。

      落叶归根,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殡葬文化。这个根,往往都是指自己的老家。
      可对老残所的老人们来说,老残所就是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最终归宿。
      初百胜,在沈阳打工,1999年6月突发脑出血,被送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四院抢救。由于是临时在外打工,所在单位只给交了部分住院押金,后续的钱就没有了。他自己也没有钱。怎么办?他的一个工友说,老初平时有过交代,说他快不行的时候,一定通知他原来的单位。医院通过电话辗转找到老残所,让赶快送钱。
      当时监狱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拿出高额的医疗费。所里决定,接他回老残所治疗,满足老人的心愿,死也死在“家里”。当天,杨卫华和所长一起带着救护车把老人接回来。
      和初百胜一样,一些人曾被亲友接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回到老残所。
      那年冬天,天特别冷。张文星老人到附近的村子串门时喝多了,半夜回来过河时摔倒,冻死了。第二天,杨卫华和所长闻讯赶到。只见死者仰面朝天,大半个身子冻在河里。杨卫华马上找来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尸体刨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杨卫华和所长一起,将老人抬回所里的太平间。
      由于天气寒冷,老人的棉衣已经冻结在身上,根本无法脱下。
      决不能让老人就这样“走”。
      杨卫华点燃了几根蜡烛,找来剪刀和锯,将老人身上冻得硬邦邦的衣服,一点一点地弄掉,又用温水将整个身体擦了一遍,还特别对死者面部进行了处理,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忙完所有这一切,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当时,所里的老人们都趴在太平间的窗户上看着,都特别感动。
      孙宝珍老人患老年痴呆症,一时走失,杨卫华和几个同志在方圆30里范围内,找了4天没找到。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一则认领尸体的消息。杨卫华马上跑到医院,在一个编织袋里发现了已断为三截难以辨认的尸首。杨卫华从那双大耳朵上辨认出,是孙宝珍。火化时,杨卫华一节一节地将老孙头的尸体连接摆正,又一针一线将遗体缝合,擦了身子,整了容,帮着穿好衣服。在场的火化工人得知死者是监狱刑满释放人员,而杨卫华是一个警察时,都十分惊讶,“对这样的人,你们也这么有人情味,真不简单。”
      老残所每年都要有十个八个老人故去。20多年了,杨卫华已送走266位,都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亲自给他们穿衣服、整容、送葬、埋骨灰,尽到儿女的孝道,努力维护他们最后的尊严。其中邢宝芝去世前给家里写了信,交待了身后事,事后由他孙子来把骨灰带了回去。其他的265位都葬在统一的墓地。
      老人们去世后,一般在内衣兜里都有一些钱款。每回都由杨卫华拿出来,当着其他同志和老人们的面清点,然后上交到所里。他们的遗物,也由杨卫华登记,做好记录,上交监狱,从不私留。

      [小结]

      29年里,老人们没有一个上访、闹事的。29年里,他还让老残所创造了三项奇迹:
      医药费在监狱所有离退休人员中人均消费水平最低;
      住院率在全监狱各监区(所、队)最低;
      平均寿命在当地最高。

      [家人] 没有埋怨只有习惯

      采访中,杨卫华很少谈到自己的家。他说,这么多年基本上没照顾家,对不住老伴,谁让咱认准这条道了呢?
      “所里的老人和我有感情。老人相亲成家还让我做主,说说心里话。‘大哑巴’肇承怀帮我家收地,给他报酬也不要,他当自己家地一样,家里有什么事老残人员都来帮着干。老人们也时常帮我拾些树枝,我不让他们做,但家中柴垛总是莫名变大,后来邻居告诉我是这些老人帮着拾的。”
      杨卫华的老伴说:“我拗不过他,我也调过来了。当时来到老残所心就凉了,四壁漏风,刚盖的小土房,又潮又冷,墙壁都能出水,结婚没几个月就从场部搬过来了,建立了小家,可以说除了四壁就没啥了,哭的心情都有。以前在监狱医院条件可以说与老残所比天上地下。老杨给教养人员看病,没日没夜的忙,忙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孩子小没人管家也顾不上。家里有老有小,我母亲病也重,卧床多年,脾气也不好,我的耐心都没有了,而老杨总是给她洗,还劝老人,老人总夸他,说:‘我这姑爷顶个儿。’现在婆婆在这养老,‘帕金森’多年,糖尿病,耳朵还聋,总和邻居吵架,和她两个女儿处不到一块,老杨总不厌其烦的和她唠嗑,老太太就不和他生气,听他的话,能在这安心养老。”
      由于杨卫华的坚持,孩子也爱上了这片荒漠。儿子毕业后,回到这片既荒凉又亲切的地方,在村子里开了个小诊所。爸爸忙不过来时,就到所里帮助工作。“2002年铁岭卫校毕业之后,我才和父亲接触多啦!在小时记忆中,夜里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来找,他总是起来,无论冬夏,还是刮风下雨,都以最快速度去。前几天去世的老人,心脏一直都不好,有一次夜里差点死过去,是我父亲抢救过来的。小时侯我家离所里也不远,我总听老人说,是父亲救了他们。小时侯有一次,我父母工作都忙没人管我,我就出去玩,父母下班后看我没在家以为我丢了,找了很长时间。毕业后,在县医院实习一年,也没有太多经验,父亲把我带到老残所,一方面能教我一些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父亲还能手把手教我打点滴打针。”

      [对话] 揭开老残所转院少,药费低之谜

      老残人员占全监狱退休工人三分之二,每年只花3万多元药费,只占监狱费用的不足三分之一。老残所里老人到外面住院的少,花的钱也少,成为许多人心头之谜。记者和杨卫华交谈,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记者:老残所医疗条件很简陋,为什么大家这样相信你,或者说有点依赖你?
      杨卫华:应该说主要是大家信任我。1991年我去铁岭进修回来后好多病自己能治,而且能治好,他们对我也很信任。我治不好的肯定让转院,送出去治的外伤比较多。如骨折的、车祸的,我这没有仪器设备,有的病人到监狱医院、县医院化验、检查,单子拿回来可以回来治。当时报销困难,可住院费用很贵,住院还得去人护理。所里研究一整套医疗制度。他们有公费医疗,节约个人部分钱,花钱较少;护理也比外面或派护理人员照顾的好。花钱少,治疗效果一样,对我信任。内科x光、诊断从外面拿回来后,就回所来治疗了。他们对我治疗认可、放心。全所转院的只有1%左右。
      记者:老残所这么多人,占全监狱三分之二,可在花医药费上却最少。你是怎么做的?
      杨卫华:这些常用的药就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日常用药买回来,常规治疗,规范治疗肯定能够保证。从沈阳医药公司买回来的药要比康平进的药便宜很多。每年购药,首先根据病号情况做到心里有数,个体药、个人推销药从来不买,计划严谨周密,根据病人状况及所需,到医药公司买,人员多,花钱少。小病以预防为主,及时治疗、及时用药,预防角度省一部分,按病人需要,计划周密也是节省的另一原因。购药渠道规范,每次购药都得动一番脑筋,经过三五天周密计划才能整理出一份购药计划且临床当中见效的药才去买,贵药绝对不买。
      记者:听说你能运用心理治疗和生理医疗相结合的方法去治病救人?
      杨卫华:有时也用一些土方治病,那几年熬一大锅药大伙用。有时同学也给我一些偏方。我家也对外开诊,建立家庭病房,每年收入两三千元钱,交给所里,所里把钱返给我们去买药。
      记者:问点题外话,这些年一直在老残所,你没有动摇过吗?
      杨卫华:1991年左右,监狱共有9个卫生所,哪个都比老残所条件好很多,但我舍不得老残人员,舍不得所里,就不打算走了。县里同学让我停薪留职,干个体,挣几年钱,但我从不想钱要有多少,我没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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