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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基层人民调解更广泛、更专业

来源:辽宁法制报 | 作者:王聪 | 发布时间:2016-06-13

  编者按:

  我省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受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历史包袱沉重,遗留问题多,由此而衍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全省人民调解组织逐渐成为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的生力军,为全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省规范、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调解网络,全省共建立各类调解组织近万家,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全省城乡基层的三级调解组织网络体系。通过建立分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体系,实现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机制的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的调处化解网络进一步完善、调处化解时效性和成功率进一步提高。

  如今,在我省,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基本都有人民调解组织的存在,而这些基层调解组织力争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难事不出县(市、区)、矛盾不上交。

  多年来,本报对多地三级调解组织网络体系的经验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今天,我们将再次回首,看看这些年来覆盖全省城乡的基层调解组织有哪些新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调解网络不断延伸,人民调解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抚顺市已经建成城市以楼栋(楼院)、社区、街道,农村以自然屯(组)、村、乡镇为依托的三级人民调解网络,共建有调委会1367个,其中村调委会627个,社区调委会282个;乡镇(街道)调委会82个;企事业调委会236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共计50个;其他调委会90个。有调解员10378人,其中专职调解员1451人、兼职8927人。”

  这是2013年4月10日,本报曾报道过的《抚顺市人民调解工作纪实》中的一段话。

  从2011年开始,为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力度,抚顺立足抓源头、固防线,以社区、村为排查基本单元,构筑了三级调解网络,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活动。抚顺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三级调解网络作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社区居民自发组成治安巡逻队

  【回访】提早发现 快速化解

  抚顺市:矛盾化解更加专业、更关注民生

  近年来,抚顺市为了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提早发现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营造平安、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人民调解工作更加专业,并建立起关注民生的工作体系。

  更加专业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近年来,抚顺市立足于平台建设,建立起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抚顺市在全市8个基层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对到法院诉讼的家庭邻里纠纷、劳动劳务纠纷、房屋买卖预售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以及有调解意向的行政案件、轻微刑事案件等由法官引导先由驻法院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法院出具《委托调解函》,经驻法院人民调解室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予以司法确认。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基层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室,实现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联动后,该市已成功调解诉讼纠纷上千件,调解协议全部得到履行,未发生诉讼纠纷引发的不稳定事件。

  同时,抚顺市还在全市8个县区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专司调解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现在该市8个县区交调委受理案件2000余件,使该市交通事故纠纷明显减少。

  此外,抚顺市还在各县区设立了独立于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保险机构和患者的“第三方”调解平台——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医调委由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退休医生等人员组成。针对物业公司与居民区业主矛盾纠纷增多的实际,该市在城市街道或社区建立起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安排具有法律知识和物业专业知识的人员对纠纷进行调解,目前已调解成功因停车位、供暖、外墙渗水、饮用水污染引发的纠纷上百件。

  关注民生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近年来,抚顺市立足于畅通渠道,建立起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为了能够及时了解到群众的疾苦和诉求,进一步完善矛盾信息,建立及时了解、快速有效处置的运行机制,抚顺市围绕畅通信息和信访渠道,建立起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在实行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下访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抚顺市又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社区、村,了解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就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到相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

  抚顺市还在全市社区、村设立了民情联络员、维稳信息员等,这些人员专门负责排查矛盾信息,并代替或带领当事人到有关部门,此举不仅保证了矛盾纠纷的早发现、快解决,而且还规范了秩序,使群众提出问题更加理性、文明。

  抚顺市政法机关还持续开展了“争做雷锋式政法干警”和“入百企、进千区(村)、访万家、保稳定、促发展”活动,4000多名政法干警深入社区和村,化解矛盾纠纷。政法干警还与全市的信访户、特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建立起长期联系制度,使政法机关维稳成效显著提升。

  【聚焦】四级调解平台筑牢稳定“防线”

  “感谢你们使我们兄弟和好如初。”近日,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村民张某强激动地握着村组长的手说。原来,张氏兄弟二人因占地款分配问题争吵不下,险些大打出手,村小组矛盾纠纷排查小组化解员闻讯后第一时间告知村支书,村支书赶到他家后,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兄弟俩化解了隔阂,消除了误会,最终达成了谅解。

  抓重点,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作为丹东市最大的行政区,振安区以农业人口众多、城乡结合部众多、征占拆迁问题众多成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工作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近几年来,因工业经济不断增长,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建设用地需求量迅速增加,征用土地规模也在扩大,涉及征地农民的人数增多,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增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势必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多。

  针对历年发生的矛盾纠纷,86%以上的是由房屋、邻里、地边地角、宅基地等引发的涉农矛盾纠纷,振安区把排查化解重点之一放在房屋、宅基地纠纷上,对这些常规性、多发性民间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主要依靠的力量是点长、中心户长、平安志愿者和义务群防群治队伍。

  排查重点之二是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山林水利资源开发利用等涉农矛盾纠纷。       

  针对几年来涉及的土地问题,振安区采取正确引导,依法规范农村土地征用行为,规范程序,利用各种渠道加大政策宣传,开展对农村土地征用案件调处专项治理,建立并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镇(街)、村干部与农户一对一做工作,防止失地农民因思想障碍未得到及时疏导,采取非法、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排查重点之三是征地拆迁、停水断电等涉农纠纷。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涉及拆、动迁,高铁、高速公路占地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区综治办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化解此类矛盾纠纷。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李国栋向记者介绍,他们在动迁正式开始前召集项目占地所属村民组的村民代表和党员开会,将动迁区域和动迁标准公布于众,征求意见,形成会议记录,村民代表和党员签字确认;动迁时采取亩均价总量控制,对过度密植的按照标准株行距进行补偿,对只种植蔬菜、粮食的适量提高补偿标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现象,采取双方先自行协商,达成一致后,动迁方才和土地所有者签署动迁协议,有效地避免了双方发生利益纠纷。
 

  设立调解基金,开辟化解矛盾新路径

  今年,为进一步发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基础作用,振安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突出排查重点,筑牢四级调解平台,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区委、区政府将其纳入全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综合工作考评的总体规划和目标之中。

  鸭绿江街道办事处鸭绿江村针对本村的实际情况召开联户代表大会,讨论聘请了两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员分别负责农村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同时利用各村民组组长的便利条件,将调解组织建立在农户身边,与各组组长签订工作责任状,按照规定每人每年在原有组长工资的基础上再加500元用于调解纠纷的基金,同时只要在第一时间将发生的各类纠纷及时有效地调处,每件奖励100元,如果出现推诿扯皮而引发上访或是殴斗事件的每次罚款200元,到年终时进行汇总,对一年内出现两次含两次以上的上访事件或是殴斗事件的将对组长进行考核,并提请该组村民召开大会罢免组长职务。

  自从该方案实施以来,没有一名组长被罢免,更没有一件因为纠纷而引发上访和殴斗事件,为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奠定了基础。

社区志愿者在排查矛盾隐患

  建立四级平台,形成调解新格局

  区综治办注重抓好落实工作,在建立健全镇(街)四级调解工作平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强化各职能部门责任主体的涉农矛盾纠纷的化解力度,从而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真正做到从源头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形成动员各方力量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李国栋告诉记者,目前,全区在九个镇(街)建立了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在各个村(社区)建立了综治工作站,在每个村(居)民组建立了综治工作点,平均每20户建立一个综治工作中心户长,各镇(街)都腾出专门的办公场所,建立机构,规范了排查、受理、调处纠纷工作档案。党委副书记任中心主任,综治专干任办公大厅主任,以综治为轴心的六联工作机制有效运转。截至目前,九个镇(街)全部配齐综治专干,确保镇(街)有2人专抓这项工作。各综治中心按照区委、区政府围绕着“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协调合作、凝聚合力、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总体要求,以综治为中心,以司法为平台,以公安为中坚,以联席会议形式为联动,把12个部门集于一体,形成了工作合力。

  四级调解平台,凝聚了各种调解力量,协调成员单位职能联动,使重点问题、矛盾隐患发现早、化解了。真正实现了人民安居乐业、百姓幸福指数明显提升、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全社会调解模式】

  全社会调解模式,即“组织全覆盖、社会全参与、调解全联动、矛盾全调解”,从区直部门到街道、社区、热心市民,每个人都是调解人。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是责任人。

  在全社会调解模式中,六级网络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六级网络是指上三级是“部、站、室”:即区级层面由区群工部全面负责,在各街道办事处成立全社会调解工作站,在各社区成立工作室,主要负责本级受理及下级网络上报的疑难问题调解。

  下三级是“点、组、岗”:将每个社区以平均300户为单位划为3至5个网格,成立工作点,每个工作点下面是以居民楼为单位的工作组和以单元楼为单位的工作岗,主要负责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化解,重大信息及时上报。

  在全社会调解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经区司法局备案,由社区干部、居民代表、驻地企业代表及区有关部委办局、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其职责是负责按照全社会调解的有关制度及规定程序,组织信访事项调解会议、公开评议和听证,并提出处理意见;对责任单位久拖未决的事项进行质询、监督和问责,依法依规又入情入理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权益。

  全社会调解模式,发挥各方力量助平安

  沈阳市沈河区五里河街道盛华苑社区是沈河区全社会调解模式的试点,该社区分为相邻的两个小区——盛华苑小区和理工小区,前者是曾为沈阳“楼王”的高档住宅,后者为物业弃管的老旧小区。两个小区各有各的矛盾和热点问题,两个小区之间也不时有冲突发生。

  自盛华苑社区成立全社会调解工作室以来,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驻地企业代表、派出所民警共同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把纠纷化解在社区。

  近年来,沈阳市一直在探索建立“一站式接访、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沈阳模式”,集中解决了大量群众反映突出的信访问题。沈河区在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中一直走在前列,他们将群众工作的触角向社区、楼道,向群众身边延伸,着力构建全社会有序参与、全方位调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摸索建立了全社会调解工作模式这一群众工作的新载体。

  【成果】大小纠纷在这里化解

  近日,记者来到了盛华苑社区调解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家庭矛盾及时调、邻里纠纷抓紧调、民生问题马上调、社会矛盾主动调、负面舆情提前调。”“五调”守则,旁边的桌子上摆着“喝口水,消消气,再说话”的小牌子。

  翻开调解工作日志,上面记录着一个个调解故事:

  理工小区临北文萃路一栋居民楼的一家一楼住户将房子出租,租客李义准备把房子改成门市,开门做生意。听说李义正在窗改门,把承重墙拆了,整个单元的居民都急了。双方反复沟通无效,李义锁起门来继续装修,情绪激动的楼上住户准备“拉个条幅去堵青年大街示威”,冲突即将升级。

  楼长张和媛是社区的全社会调解员,她先安抚居民的情绪,“大家坐下来商量,别把事情闹大”,接着立即将情况告知了社区。社区将行政执法、城管部门相关人士找来,和李义一起协商,法、理并用。李义最终同意将已经损坏的承重墙恢复,并且挨家挨户道歉。事情圆满解决,18户居民联名给社区送来了感谢信。

  理工小区的居民修珍和80多岁的老伴儿过了大半辈子,老伴儿上了岁数,脾气越来越大,经常动手打她。负责修珍家的调解工作点负责人把她的情况记到了社区的“隐形家暴档案”中,作为社区家暴110干预中心的重点跟踪对象。老伴儿又一次动手,修珍有了靠山,社区干部和五里河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以往只有社区干部来说和,老头子不怕;这回一边是社区做工作,一边是民警说法律,老头子再也不敢动手了。

  全社会调解模式开创了自下而上解决群众利益诉求的新局面,实现了“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沈河”的目标。

  【关注】基层调解模式仍然存在困境

  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调解作为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

  “全社会调解模式”或“大调解模式”是近年来社会矛盾纠纷激增背景下社会综治的组织化反应,是一种全民动员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手段,是一种典型的维稳治理下的调解模式。

  但在现实的调处实践中,基层调解模式仍然存在一些困惑。一是大部分基层调解组织层面太低,许多矛盾和纠纷涉及到市、区乃至省一级的更广泛的层级,基层调解组织无法处理;二是作为协调主体的司法所或者社区,在诸多调解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协调相关政府部门与机构;三是考核监督机制缺乏。

  同时,由于缺少深度、系统的排查和调研工作,许多部门不能科学地评估和预测矛盾纠纷趋势,对纠纷矛盾的激化未能超前预防,调解和处理不及时,同时还存在对跨行业、跨部门、跨辖区的纠纷化解敷衍草率的现象,甚至出现“踢皮球”局面,存在基础不牢、临时应付、“危机公关”的情况,导致调解成功率低。

记者 栾岚 李滢乐/文 蔡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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